到底有没有命运(四) |
到底有没有命运(四) 五、中国哲学:乐天安命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很大区别,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在于:西方哲学强调的是“神—人”关系的“相分”,而中国哲学强调的是“天—人”关系的“相合”。西方哲学有一条从“对神的崇拜”到“对神的怀疑批判”到“实现人的解放”这样的线性发展历程,而中国哲学则始终沉浸在“天人合一”的玄妙圈内自得其乐。 “天”这个概念,在中国哲学中有特殊的涵义,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:“从远古直到今天的汉语的日常应用中,‘天’作为命定、主宰义和作为自然义的双重含意始终存在。”而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,就其主流而言,虽然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能动地适应——这在今天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,但从整个历史看,更多的是意味着人对“天命”的敬畏和顺从。 中国哲学主要分为儒、道、禅三家,无论哪一家,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区别,都离不开讲乐天知命。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、庄子。老子讲“道法自然”,归结为“无为而无不为”,庄子则讲“无为至乐”。怎样才能“无为至乐”呢?庄子说:“达大命者随。”一切都无所谓:“呼我牛也谓之牛,呼我马也谓之马。”庄子的妻子死了,他“敲盆而歌”,别人责怪他:“这样不是太过分了么?”他说:人本无所谓生,本来没有什么形体,也没有生气,是后来变得有气、有形、有生了,现在又变化而死了,这就好象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一样。而今我妻子死了,如果我“嗷嗷然随而哭之”,岂不是变成一个“不通乎命”的人了么?中国民俗中有“红白喜事”——“红事”指结婚、祝寿之类,当然值得庆贺,而“白事”怎样会“喜”呢?原来,只要一个人是享天年而自然老死的,人们为他办丧事就称为“笑丧”——这也许正是庄子的影响所形成的吧!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,称自己是如来的“教外别传”,并且编了一个动人的故事: 世尊在灵山会上,拈花示众,是时众皆默然,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。世尊曰:吾有正法眼藏,涅磐妙心,实相无相,微妙法门,不立文字,教外别传,咐嘱摩呵迦叶。 你看,在如来佛面前,几千弟子“众皆默然”,只有禅宗的祖师迦叶能够“微笑”,这不仅是悟道的喜悦,也是中国“乐天知命”的会意表现。 禅宗讲“顿悟”,怎样才能“顿悟”呢?慧能说:“一切万法,尽在自身中,何不从于自心,顿现真如本性!”那么,又怎样“从于自心”呢?就是在“挑水砍柴”之中、就是在“饥来吃饭、困来即眠”之中、就是在“乞食随缘过,逢山任意登”之中,就是在诸如此类的平常生活中持“平常心”。在各种宗教体验中都有某种精神上的愉悦或满足感,禅宗的特别之处在非常喜欢讲平常讲自然,在平常生活中,特别在与天地大自然的交往中获得自己的愉悦。像“青青翠竹,总是法身;郁郁黄花,无非般若”、“时有白云来闭户,更无风月四山流”等,不也体现了“乐天知命”的意趣么? 董仲舒曾说过: 天子受命于天,诸侯受命于天子,子受命于父,臣妾受命于君,妻受命于夫。诸所受命者,其尊皆天也。虽谓受命于天亦可。 于是,中国的“命运决定者”从“天”转移到“天子”即帝王以及各级封建官吏、转移到宗法家庭家长制度中去,在这些一层又一层的“命运决定者”建成的巨大的封建社会金字塔的压迫下,能有几个人做到“乐天知命”呢?孔子不得不感叹“畏天命”,即使像庄子那般逍遥的人物,也一再说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”,对广大老百姓,“乐天知命”只能成为“听天由命”了! 在这样人为的沉重的“命运金字塔”之下,中国哲学上的“乐天知命”遭到了极大的扭曲,异化为现实生活的“求天保平安”。中国人最理想的生活就是“安居乐业”。出门送亲友是“祝一路平安”,格言中有“平安二字值千金”等。求“平安”简直可以概括中国人普遍的心理状态。 孔夫子说“不知命无以为君子”,而他自己呢,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。他自己是50岁才知天命,可见“知天命”之难了。既然知命很不容易,那么,孟子的话则反映了多数“君子”(儒家知识分子)的心态: 尽其心者,知其性也;知其性,则知天矣。存其心养其性,所以事天也。 莫非命也,顺受其正,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。尽其道而死者,正命也;桎梏而死者,非正命也。 这段话表达了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,在沉重的“命运金字塔”下,不逃避政治,仍然要“正命”、即要顽强地“尽心”、“尽其道”,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,以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作为自己的宗旨。在此宗旨之下,还有不少人明知“危墙”、“桎梏”,也敢于“舍生取义”、“杀身成仁”。 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子讲过“制天命”、王安石讲过“天命不足畏”和“造命”,都要求“知天命”,在“知命”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,因此,中国哲学的主流毕竟是讲“乐天知命”。尽管“乐天知命”长期来受到极大的扭曲变形,它所包含的积极进取的精神、合理内容及其美学境界,始终吸引着历代许多思想家并使他们为之神往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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